杨国荣 ｜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兼议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

摘  要

与关注中国哲学的话语问题相联系，“汉语哲学”渐渐受到重视。相对于“中国哲学”，“汉语哲学”较多地与语言的表述形式相涉。历史地看，语言形式确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然而，语言的形式与哲学的系统并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以汉语表述中国哲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中国哲学”转换为“汉语哲学”。如果根据中国哲学以汉语为表达形式而把“汉语哲学”视为中国哲学的本然形态，无疑赋予语言形式以超乎其内容的意义。从现代哲学的演化看，不同哲学传统面临相互沟通的问题，执着于“汉语”，容易使中国哲学隔绝于其他哲学系统。这里更为实质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哲学取得世界范围内为其他哲学系统所能理解的形态，并让中国哲学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作为具有独特品格的哲学系统，中国哲学难以回避如何在国际学界获得话语权的问题。在这方面，应当避免三重趋向：一是在西方话语面前亦步亦趋，单纯作非反思的依傍和效仿；二是囿于以往传统，固守“以中释中”；三是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主张”“要求”之上，空喊“创新”“结合”“自作主张”，却不愿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问题，以形成建设性的研究结果。进而言之，中国哲学获得话语力量与中国哲学回归智慧之思，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作者简介

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一

“汉语哲学”时下渐成热点，但其中蕴含很多有待分疏的问题。相对于“中国哲学”，“汉语哲学”较多地与语言的表述形式相涉，历史地看，语言形式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哲学领域中，“说什么”与“怎么说”很难截然分离，即便是修辞方式，也往往关联并制约着哲学的形态。在人物品评上，我们常说：风格即其人，在相近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言说的风格即其哲学。

哲学史上，哲学家的言说方式具有多样性，其具体形式包括思辨地说、诗意地说、批判地说，等等。思辨地说往往趋向于以超经验的方式勾画世界的图式或宇宙的模式，汉语中的道、心、理等概念，便为这种言说方式提供了语言形式。诗意地说侧重于用诗的语言、以叙事的方式来表述哲学观念，“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等诗句，便以富有寓意的汉语，表达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内在精神世界。批判地说主要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切，这一言说形式常展开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或者更广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评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反诘等汉语形式中，便不难看到这种意向。

作为一种语言形态，汉语的特点表现为绵密、细微、言约义丰，等等，这些特点使之在表达哲学观念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品格。在谈到“命”与“性”时，《中庸》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的表述，其中的“命”在汉语中既有自上而下发布律令之意，也表示超越于人的必然性；“天命”相应地一方面蕴含天之所命的含义，另一方面又以天所具有的必然趋向为内涵，二者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命”的意义。与之相关的“性”属本质的序列，在以上表述中，这种本质规定相应地被理解为来自超验的存在及其作用。“命”的双重内涵，在以上汉语形式中得到了具体的传达。同样，在考察中国哲学某种思潮的起源时，也可以通过汉语的形式加以分疏。以王阳明的心学而言，其生成过程可以从“事”与“思”的统一加以考察。“事”指王阳明所参与的政治实践、军事实践以及教育实践；“思”则是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的哲学思考。王阳明既参加了为政、治理的多样活动，也有安抚地方、戡定叛乱的赫赫军功；同时，在治理过程与军事活动之余，他也在各地创办书院，聚生讲学，这一类活动构成了广义上的“事”；而他的心学系统，则是对这种实践活动的总结，后者具体展开为哲学之思。正是在“事”与“思”的如上统一中，王阳明形成了其心学系统。在此，“事”与“思”这类言简意赅的汉语表述，便为说明王阳明心学的缘起提供了切实的语言形式。

然而，语言的形式与哲学的系统并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以汉语表述中国哲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中国哲学”转换为“汉语哲学”。如果根据中国哲学以汉语为表达形式而把“汉语哲学”视为中国哲学的本然形态，无疑赋予语言形式以超乎其内容的意义。按照此类思路，则欧美的哲学形态似乎也可区分为“英语哲学”“德语哲学”“法语哲学”，等等。但是，事实上，从哲学的层面看，语言表述之后，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是重经验与重理性之分、强化逻辑分析与沉溺理论思辨之别，等等，这些哲学进路方面的差异，较之语言形式更内在地规定了哲学系统的性质。按其实质，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表达形式，而是彰显于其中蕴含的不同内容。这些内容源于社会历史的多重方面，而非仅仅关乎语言形式。单纯从语言形式（汉语）出发来理解中国哲学，既很难具体地把握其多方面的内容，也无法对其得失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

就哲学本身而言，其特点之一表现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二重规定：任何哲学形态，不管是西方思想发展早期的古希腊哲学，还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它们之所以被视为哲学，是因为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然而，作为具有不同内涵的哲学，这些哲学又有各自的个性特点或特殊形态。不同哲学形态之中的普遍品格和各自特点，并非仅仅由语言形式所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实质的内容。人们往往将“汉语哲学”与其他哲学系统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通常的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以“中国哲学”替换其中的“汉语哲学”，以上比较依然成立，其内容也并无根本的分别。这一事实表明，刻意地以“汉语哲学”取代“中国哲学”，似乎过于外在。

进一步看，在语言层面，“汉语”本身有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分，在古代汉语中，先秦与而后的汉语也处于变迁之中。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汉语开始渗入域外因素，今天已被普遍运用的境界、能所、因果等表述，便体现了这一点。当我们说“汉语哲学”时，其中的“汉语”究竟指哪一种形态的汉语？即使略去秦汉语言与佛教传入后的中国汉语的差异，依然存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别，其中的古代汉语主要表现为秦汉至现代以前的语言形态，并包含书面语言（文言）与口语（白话）的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古代汉语首先与书面形态的古汉语（文言）相关。现代汉语则是现代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表述、交流的语言，尽管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分依然存在，但它们已不像古代汉语那样分别严格。同时，现代汉语渗入了大量外来语，后者的影响和规模远远超过佛学，与之相应，今日的现代汉语，在相当程度上已非纯粹的“汉”语。也就是说，作为不同于古汉语的语言形态，现代汉语虽有相近的“汉语”形式，但其形态和内容已有别于原初形态的汉语。在宽泛意义上，现在所说的“汉语哲学”既涉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别，也关乎汉语本身与渗入其中的外来语之异，与这一复杂的形态相联系，将统一的中国哲学还原为“汉语哲学”，容易引发歧义和混淆。

在哲学层面，语言的差异（汉语与西语）在什么意义上将导致基本观念上的不同？这是在讨论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时需要思考的问题。以形而上学层面的观念而言，中国固然没有being这一语言形式，但中国哲学中的“有”与being所表达的对象，并非毫无关联。这样，与其说语言决定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不如说哲学所内含的普遍观念（being或“有”）在不同的哲学系统中，取得了不同的形态：西方哲学以being表示，中国哲学在将其放在“有无之辩”的语境中，二者都关乎何为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是哲学，便不能不对这一类基本的哲学问题加以追问，其表达方式或语言形式（汉语或西语），乃是从属于实质的哲学论域。换言之，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述的常常是同一类哲学观念。尽管形式也会对内容产生某种影响，但主导的方面却是哲学观念。可以看到，离开了实质层面的哲学观念，语言形式便难以得到适当的定位。

从现代哲学的演化看，在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不同哲学传统面临相互接触、了解、沟通、交融的问题，执着于“汉语”则容易使中国哲学隔绝于其他哲学系统。这里更为实质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哲学取得世界范围内为其他哲学系统所能理解的形态，让中国哲学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如果专注于“汉语”，则很难避免各自言说、互不了解的状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哲学每每只能限于汉学家的狭小圈子，难以进入主流的世界哲学中，并以平等的哲学身份与其他哲学传统对话。

概要地说，就“实然”而言，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时起，便一直以汉语为表述形式，这种表达形式从一个方面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其他哲学系统的独特形态，但其中又包含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回应其他哲学传统多样问题的普遍观念；就“应然”而言，如何使蕴含于汉语这一独特表述形式的中国哲学中普遍观念，进一步在世界哲学中获得理解并构成当代哲学建构的智慧之源，这是我们应该切实关注的。从逻辑上说，以“汉语哲学”替代“中国哲学”，首先关注的是“汉语”这一表述形式，与之相关，它似乎主要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而多少弱化了其中内含的普遍意义以及可以立足于世界哲学之林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西方主流哲学真正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由此展开深入的对话，而非自限于“汉语”这一表述形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特定品格。

二

回到哲学本身，便可注意到，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即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中包含普遍的哲学问题：“性”涉及人性以及人的存在，“天道”则关乎世界原理，与之相联系，“性与天道”关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理解人与如何理解世界。对此，中国哲学已有理论层面的自觉：龚自珍对实证学科与“性道之学”的区分，便已表明这一点，而这种观念又可以追溯到乾嘉时期。段玉裁已表达了类似看法，方东树曾在《汉学商兑》中引述了段玉裁的如下论点：“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这里所说的“考核”，属考据之域的实质科学，与之相对的“性与天道”则与哲学层面的形上之思相涉。以上看法既注意到“考核”与“性与天道”之思的互动，又指出了“性与天道”之学的独特品格，后者在实质的层面即蕴含了哲学的规定。然而，中国传统哲学对问题的讨论和表述又有自己的特定方式，后者有别于现代哲学形态，从现代学术的视域看，它在语言形式、问题表达等方面，都需要加以转化，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所无法回避的，如果缺乏现代形态、停留于既有的古典话语体系，中国哲学便很难与其他哲学系统对话。同时，当代中国哲学也需要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以成为世界范围内百家中的一家。宽泛而言，不同哲学形态都既有自身独特的传统，也需要在现代展现自身的创造性。

作为具有独特品格的哲学系统，中国哲学难以回避如何在国际学界获得话语权的问题。在这方面，应当避免三重趋向：一是在西方话语面前亦步亦趋，单纯以非反思的形式加以依傍和效仿；二是囿于以往传统，固守“以中释中”；三是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主张”“要求”之上，空喊“创新”“结合”“自作主张”，却不愿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问题，以形成建设性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此处的关键在于中国当代哲学家如何潜下心来做一些创造性的研究，真正地在国际哲学界获得一席之地，既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意向或自我亢奋的情绪之上，也不能满足于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亮相，这里，积累和展示相关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所谓文化内涵，主要指形成被其他文化形态所承认的创造力量和意义。话语不能仅仅凭借单向之“争”，唯有真切地展现自身文化创造的意义和内在力量，才能获得其他文化形态的尊重和认可。就不同文化形态的互动而言，这里需要注重的不是俯视或漠视其他文化价值，而是对其范围有所进退：既深切地理解世界文化中的各类传统，又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而兼取其长并居其之上。在这方面，宋明理学已提供了某种历史的范例：佛教东传后，宋明理学对其“相拒而又相融”，由此既丰富了传统的儒学思想，也形成了自身的“话语权”。可以看到，是否基于人类文明形成的多重智慧资源，踏实地从事实际创造性工作，形成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呈现世界意义的理论建树，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提出一套有创见的理论，不能针对当代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回应，所谓话语权只是外在的和形式的。当然，一种文化形态能否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可，不仅取决于文化本身，而且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无法分开。这里涉及二重因素，即背景性因素与内涵性因素。文化综合实力，属背景性因素；创造性理论的生成和建构，则是内涵性因素，二者从不同方面为话语权的获得提供条件。

哲学思想的推进离不开多元的哲学智慧。在单一的传统之下，思想资源常常会受到明显的限制。当代西方哲学家基本上都没能超脱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其特点是不断地在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单一传统中兜圈子。源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尽管对中国的道家哲学有过兴趣，但其根底仍是西方的传统，他研究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考察康德和尼采哲学，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人们津津乐道的海德格尔受到老子影响，事实上多少被夸大了。分析哲学将古希腊以来注重逻辑分析的传统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又陷入了思想的碎片化。可见，不接纳其他文明的思想资源，明显地阻碍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事实上，自蒯因、罗尔斯、罗蒂、诺齐克等哲学家谢世之后，西方哲学界很少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尽管也可以看到不少出色的“专家”，但专家不同于哲学家。分析哲学自限于“语言”的牢笼，现象学所陷入的是“意识”之域，近年来成为“显学”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则囿于特定的社会领域并往往以思想实验为进路，这多少使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偏离了所应关切的真实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

在莱布尼茨所处的启蒙时代，中国哲学曾被引介到欧洲，并似乎有过短暂的思想交流。但从黑格尔开始，西方主流哲学便趋向于贬抑或漠视中国哲学。当中国近代学人热忱学习西方哲学之时，西方主流哲学并不承认中国哲学的哲学品格，它们往往趋向于将中国哲学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思想”，而非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直到现在，这一格局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主流的哲学系统中，中国哲学并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学术机构（如高校的哲学院系）到专业的学术刊物，中国哲学都难以在西方主流哲学中找到合适地位，其安身之所常常与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区域（如东亚）研究相联系。这一思想格局对西方哲学也构成了明显的限制，使之既缺乏开放的视野和宽宏的气度，也相应地难以运用多重哲学资源进行哲学的思考。

比较而言，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中，则可以看到另一种思想趋向，即运用多元智慧资源，借助多重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这种情况不同于西方哲学家仅仅守着单一的西方哲学传统。近现代以来，像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都具有独特的哲学品格，他们的哲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重复。他们之所以能对哲学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从“源”（历史背景）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们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就“流”（哲学衍化）的层面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觉地运用了多元的智慧资源。

中国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并不精通外语，也没有留学经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这里有必要对“了解”作一区分，一种是专家式的了解，一种是哲学家式的了解。前者往往关注特定的、技术性的枝节，后者则善于抓住问题的根本方面。从认识西方思想这一层面来说，熊十力、梁漱溟关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可能没有“专家”那么细致“到位”，但是他们有一种哲学家式的直觉，可以整体地把握西方的哲学观念，这种把握不同于技术性的切入。稍后的冯友兰、金岳霖则曾留学美国，对西方哲学有更细致和深入的理解。这些哲学家在回溯中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又以恢宏的气度，理解、吸纳西方哲学，并进一步融合两者，以构成自己的体系。由此形成的哲学系统，既不完全是中国的，也不纯粹是西方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其特点在于“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这种形态赋予中国近现代哲学以独特性或创造性。可以说，能够在不同的哲学传统和多元智慧中进行创造性的哲学思考，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优势，这种优势现在依然在延续。相对于西方主流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疏离，这里呈现了一种中西哲学之间的不对称状况。

与限定于单一的视域相联系，今天的西方哲学似乎缺乏充满生命活力的创造气象。以分析哲学而言，作为其具体形态的语言哲学、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包括元伦理学、分析的政治哲学等等，对枝枝节节的东西分辨得确实十分清晰，不少方面精细入微，这种区别于泛泛而谈、疏于辨析的进路，无疑值得注意。但在关注技术性层面的同时，分析哲学又缺乏对真实世界的深沉关切。这方面的缘由当然不止一端，其中之一，便是缺少多样的智慧之源。如上所言，对西方哲学领域（包括分析哲学）的多数学人而言，似乎只存在一种哲学传统，即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西方哲学传统。一些分析哲学家甚至很少理会哲学史，其关注之点仅限于当代狭小哲学圈中彼此关切的一些论题；对自身的哲学史传统尚且不能认真对待，对此外的哲学史传统便更不屑一顾了。事实上，如前文提及的，任何哲学的创造都需要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成果，在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历史时代，则需要关注不同传统所形成的文明资源。西方哲学将多样的哲学传统置于其视野之外，无疑严重地限制了其自身眼界，使之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创造性。

从以上背景考察，19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开眼看世界、以宽宏的气度对待其他哲学脉络的传统，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就学理的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之下来看待中国哲学，并从事哲学的思考和建构。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既定的、历史的东西，它同时处于生成过程，具有开放的性质，当代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能呈现新的生命力。如果说，以世界哲学为内涵的开放视野构成了中国哲学在今天延续生成的前提，那么，注重多元的哲学智慧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托。

三

由前面的简略考察可以看到，“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力量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侧重。从逻辑的语义层面看，“汉语哲学”侧重于语言的表达形式，“中国哲学”则以思想内容为指向。所谓话语权或话语力量，并不仅仅基于语言的形式，而是更多地源于哲学思想的内涵。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展现自身的话语力量，离不开哲学内涵的深沉性和创造性。

以中国哲学为视域，则哲学的话语既关乎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国古典哲学，也与当代中国哲学相涉。中国的传统哲学主要表现为已然或既成的形态，作为已经存在的思想系统，其哲学的内涵主要凝结于已有的各种文献中。然而，前面已提到，蕴含于这种已然系统中的哲学思想的意义，应通过现代的诠释加以揭示，这种阐释并非仅仅在于将古代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而是需要基于理论的解读，敞开其深沉内涵。在这里，每一时代的诠释者所具有的理论积累无疑十分重要，事实上，《老子》《论语》《庄子》等承载古典哲学的文献在历史上很少发生根本的改变，但不同的诠释者却可以从中读出新的意义，这种新意首先与诠释者的理论视野的提升或深化相关。通过阐释蕴含于已有文献中的思想，同时又对其作不同层面的逻辑重构，并赋予它以现代哲学的形态，诠释者也将在展示中国古典哲学深沉内涵的同时，使之获得内在的话语力量。

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历史的陈迹，而且具有面向未来的生命活力，这两重品格具体展开为历史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作为过程中的哲学，中国哲学在当代依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后者既表现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也意味着中国哲学的当代生成。与中国古典哲学在今天的话语力量需要通过现代的诠释而获得展示有所不同，中国当代哲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的话语权，乃是基于其自身创造性的建构。如前文一再提及的，在这里，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建构无法相分：形成创造性的哲学系统与获得哲学的话语力量，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前面已提及，中国古典哲学在今天的世界哲学中展示话语力量，并不仅仅表现为语言形式的转换，同样，中国当代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百家中的一家，并由此获得话语力量，也非单纯地基于现代汉语的融入，而是需要在回应时代问题、运用多元的智慧资源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建构过程中，形成自主的思想形态。作为创造性的思想系统，当代中国哲学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也将逐渐得到其他哲学系统的认可和尊重。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获得哲学的话语力量，同时意味着回归哲学的本原形态。哲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智慧的追求无法分离；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主要指向经验世界之中各种特定的领域和对象，智慧则要求超越经验领域的界限，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知识在对世界分而论之的同时，也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从哲学的层面看，所谓“通”，并不仅仅在于哲学体系或思想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在历史越出地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历史的前提下，哲学思维在存在背景方面的限制得到了某种扬弃，这就为真正超越特定的界限（包括知识的界限）而走向整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切实的历史条件。在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古典哲学，还是中国当代哲学，都需要展示其独特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作用。事实上，中国古典哲学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已呈现了以上视域，中国当代哲学在通过创造性的研究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概念系统、理论构架的同时，也应当不断展现这一智慧的进路。在这里，中国哲学获得的话语力量已超越了“汉语”这一语言形式的限定，它在实质上与中国哲学回归智慧之思，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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